澳大利亚拟颁布加密货币监管新规：“数字资产框架法案”前瞻

2025年11月，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与金融服务部长正式向联邦议会提交《公司法修正案（数字资产框架）法案》（Corporations Amendment (Digital Assets Framework) Bill 2025，以下简称“数字资产框架法案”），拟将“数字资产平台”和“通证化推广托管平台”纳入《公司法》调整范围。具体而言，其意图依托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规范，将加密买卖与推广托管业务全方位置于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监管之下。

本文觉得，此举折射出澳大利亚意图在保持既有“现行税法处置加密货币”基调不变的首要条件下，对加密买卖与推广托管业务的监管体系在立法层面进行补足，标志着澳大利亚从以往的底线监管模式向以平台与推广托管为抓手的全方位金融监管模式进一步靠拢。本文将从澳大利亚加密货币既有税制与监管框架出发，系统梳理数字资产框架法案的核心内容及其所折射的监管理念转向，并进一步评估该立法对在澳拓展业务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与推广托管机构的合规本钱、商业模式与外贸布局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为加密行业从业者与研究者提供察看与参考。

1. 澳大利亚现有加密货币监管框架

在“数字资产框架法案”生效前，澳大利亚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体系主要由税收监管、反洗钱与反恐怖筹资监管（AML/CFT）与零散金融监管三个层面组成。

在税收监管层面，总体而言，澳大利亚不为加密专门立新税种，而优先适用现行普通税法处置所有加密买卖。
2025年，澳大利亚税务委员会（Board of Taxation）与多家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合作，对澳大利亚的数字资产与有关买卖的税务处置拓展了全方位审察，并于2025年形成了针对加密买卖征税问题的评估报告。报告觉得，澳大利亚现行税法一般可以解决加密货币及有关买卖的征税问题，该看法随后得到了澳大利亚财政部的认同，且财政部亦觉得现阶段不适合颁布针对数字货币的专项税收立法。因此，澳大利亚现行税法虽承认加密的特殊性，但暂不会引入“加密税”或增设大规模特别规则，而更倾向于将现行税法规则加以适用。

在反洗钱与反恐怖筹资（AML/CFT）监管的要紧内容之一。

在零散金融监管层面，澳大利亚既有法律主要以“加密业务是不是与传统金融商品相似”为金融监管法律是不是适用的主要判断标准：若某种加密货币本质上构成证券、衍生品或管理型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则有关发行、买卖与咨询活动就会落入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的金融监管范围；反之，对于典型的“纯数字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与不涉及衍生品的交易网站，则总是往不会被视为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提供者，不适用金融监管的有关规范。

综上，澳大利亚在“数字资产框架法案”颁布之前，已通过税收监管、反洗钱与反恐怖筹资监管与零散金融监管三个维度，初步搭建起覆盖加密货币的多层次治理框架。若“数字资产框架法案”最后表决通过，将进一步统一加密货币范围的法律适用标准，明晰监管边界与主体义务。

2. “数字资产框架法案”拟构建的加密货币买卖监管框架

拟颁布的数字资产框架法案的逻辑可以简要概括为：先对平台做出概念，再将平台视为金融商品，最后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对平台运营者进行进一步规制。同时，法案的内容也体现出了较多针对加密行业定制的属性。具体而言：

第一，该在《公司法》中引入了两类新的金融商品：数字资产平台（Digital Asset Platform, DAP）与代币化推广托管平台（Tokenized Custody Platform, TCP）。其中，数字资产平台（DAP）指运营者代表顾客持有数字代币的一种“设施”（facility），其典型例子就是中心化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和推广托管钱包服务。而代币化推广托管平台（TCP）的重点则在于“现实世界资产的代币化”，一般由运营者辨别一个基础资产（货币除外），后创建一个代表该资产出货权的数字代币，并以推广托管方法持有底层资产。比如，用实物黄金、房产或债券作为底层资产，发行对应的代币，投资者持有代币即可按约定赎回或指示交割资产。通过将这两大定义纳入法律规定，法案首次系统地把代顾客持有数字资产与代币化资产这些业务整体视作金融商品来对待，而不再对其简单适用既有对金融监管框架。

如上文所述，一旦数字资产平台与代币化推广托管平台被认定为金融商品，则“围绕此类商品提供金融服务”（包含发行、买卖撮合、推广托管、提供建议等），原则上都需要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澳大利亚财政部明确指出，提供上述平台服务的企业需要获得原则上都需要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并同意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的金融监管，而其适用的基本义务与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致。对于CeFi交易平台和推广托管机构来讲，若法案生效，则其可能需要在组织构造、合规部门、风险管理、顾客资产隔离、信息披露乃至纠纷处置等方面，向传统受监管金融机构靠拢。

除此之外，数字资产框架法案也在规范设计层面体现出了差异化思维。具体而言，该法案为仅对顾客构成极低风险的数字资产平台提供了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需要的豁免，豁免对象具体包含“业务是底价值范畴（即未达到规定财务门槛）”与“其所提供服务不构成其业务的要紧组成部分”两类服务提供商。其中，第一类适用于数字资产平台运营商，第二类适用于提供涉及此类平台服务的职员。同时，法案规定，若平台持有顾客代币并代其参与质押、分配收益，则构成“推广托管质押”，是平台应受监管的业务范畴；而若用户自行学会私钥并在链上直接参与质押，则属“非推广托管质押”，不落入本法案调整范围。除此之外，对于持有者享有赎回权的“包装代币”（wrapped tokens）而言，法案在判断这种代币是不是构成金融商品时，忽视了其赎回权本身的存在，而回到了其代表资产或权益的本质特点。

在操作层面，法案同时确认：对于BTC、ETH等开放公链基础设施本身，法案不会直接将它认定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或金融商品，从而防止了对底层开源协议施加不可操作的合规义务。同时，若《数字资产法案》获得通过，改革启动后将设有为期18个月的过渡期。

3. 法案颁布所折射出的澳大利亚加密货币监管风向

《数字资产框架》法案的提出，标志着澳大利亚数字货币监管进入了全新阶段，也反映出过去两三年监管思路的明显转变。

第一，这是从无到有些突破。如前文所述，以往澳大利亚在加密交易网站和推广托管范围基本没专门金融监管，监管重点停留在反洗钱等底线范围。而此次立法初次将加密平台纳入主流金融监管，意味着政府已认定数字资产行业需要与证券、衍生品等传统市场一样遭到严格监督。这种转变在一定量上遭到国际趋势和风险事件的推进：在国际层面，欧盟在2025年推出的《加密货币市场法规（MiCA）》、美国加大对加密交易平台的执法、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也陆续推出牌照规范等事件反映出全球监管环境趋紧；在澳大利亚国内层面，澳大利亚投资者在过去几年中深度参与了加密市场，而一些外贸交易平台的破产（如FTX）也波及了澳大利亚用户，引发民众和政界对加大本国监管的呼声。因此，澳大利亚政府选择适应趋势，在立法上加大监管力度，对过去的放纵态度做出了调整。新法案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澳大利亚不再将加密行业视作游离于金融体系以外的特殊地带，而是渐渐将它纳入金融体系内统一监管。

第二，澳大利亚等监管基调从观望试探转向积极治理。回顾近两年澳政府的动作，可发现一个渐进路径：2025年底至2025年初，澳大利亚财政部拓展了“代币地图（Token Mapping）”的研究和咨询工作。所谓代币地图，是指梳理各类加密代币的功能和法律属性，评估现行法规是不是覆盖这类属性，从而找出监管空白。当时政府的立场是先搞了解“监管什么”，再决定“怎么样监管”。
2025年2月公布的代币地图咨询报告被视为奠定后续政策的基础文件，其中建议了什么代币可能需要立法纳管、什么可保持近况等。随后2025年下半年，澳大利亚政府起草了数字资产平台的监管框架初稿（即澳大利亚财政部于2025年9月公布的《数字资产和代币化推广托管平台监管》法案草案），并向行业征求建议。经过数月打磨，最后在2025年11月正式提交议会。从这类步骤看，澳大利亚监管者从摸底调查走向正式立法，态度上明显更进了一步。特别是在2025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一度市场担忧新政府会放慢前女友政府拟议的加密监管节奏，但实质进程表明，新政府同样认识到监管必要性，并选择稳健推进。从没办法规到有法规的变化，也传递出政策信号：澳大利亚期望在数字资产监管范围打造起可信的管治框架，以便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并吸引合规业务。澳大利亚财政部特别强调，该立法将“强化买家保护、现代化监管体系、增强信心、吸引投资”。可见，监管者并不是要打压行业，而是努力寻求在保护与革新间获得平衡的治理模式。这种风向与很多西方国家趋同：即拥抱新技术带来的经济机会，但首要条件是设置防火墙防范风险。

第三，新法案折射出政策重点的微调。相较几年前澳大利亚政府侧重于税务处置和打击非法作用与功效，现在的政策重点开始转向市场机构监管和投资者保障。比如，早期讨论更多围绕怎么样对加密买卖征税、公民是不是借加密避税等问题；而近期一系列举措（包含立法需要牌照、计划强化银行与加密行业关系等）则聚焦于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这显示监管“风向标”发生了移动：从把加密视为一种新兴事物、小众投机工具，转变为将它视为主流金融生态的一部分，需要常规监管。同时，政府对加密行业的认识也愈加全方位。比如，政府启动央行数字虚拟货币（CBDC）研究，支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2025年进行了数字澳元（eAUD）试点，并计划在2025年讨论推出更广泛的数字金融革新试验环境。这类举措表明，澳大利亚政府试图在监管约束和支持革新之间获得动态平衡。一方面严格管控加密中介机构，其次也为新技术应用（如CBDC、DeFi）预留空间和政策支持。可以预见，将来澳大利亚的加密监管将不再是放纵不管的“真空地带”，而会更像传统金融市场那样，有健全的牌照管理、风险监测和国际协调机制，同时官方也会主动探索革新，以维持在全球金融科技角逐中的地位。

最后，新监管框架与国际加密监管浪潮相呼应。特别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澳大利亚借鉴了很多他国经验，如需要交易网站对顾客资产推行推广托管隔离、引入赔付策略，这种似于纽约州对加密推广托管的需要或欧洲《加密货币市场法规（MiCA）》中的储备金规定。澳大利亚选择将加密服务归并进现有金融牌照体系（而非另起炉灶拟定一套全新独立法规），也体现了与英国、新加坡等趋同的思路——借助成熟的金融监管构造来监管新型资产，从而确保监管一致性和跨市场协作。伴随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推进各国落实“旅游规则”（对加密转账信息披露的需要）与G20讨论全球加密监管准则，澳大利亚的新法案也使其国内监管框架更易与国际标准接轨。比如，当需要在澳大利亚买卖报告与剖析中心（AUSTRAC）在2026年起扩展监管范围后，澳大利亚将基本符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于虚拟资产服务商（VASPs）的全覆盖监管需要。

总的来讲，澳大利亚的监管风向已由观望者变成了积极参与者：通过立法和政策主动塑造规则，而不再仅仅等待国际共识。这一变化能够帮助澳大利亚在全球数字资产治理对话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并塑造本国为“可信任且具备竞争优势的数字资产革新中心”的形象。

4. 法案颁布对加密行业从业者的影响

新监管框架的推出，将在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对澳大利亚的加密货币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就短期影响而言，澳大利亚的加密货币行业将面临合规重压与行业重新洗牌的机会。对于现在活跃在澳大利亚市场的加密交易平台、推广托管机构来讲，获得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牌照及遵守新规将成为新的门槛。换言之，有关从业者需要在过渡期内评估自己业务，并向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详尽的牌照申请材料，包含业务计划、风险管理策略、合规构造、负责人资质证明等。这对企业的合规团队和法律顾问是一次大考验。一些规模较小或缺少资源的从业者可能选择退出市场或转为服务国外顾客，导致行业整理。而相对大型的从业者则会投入资金和人力积极申请牌照，提前调整内部步骤以符合需要。这类手段可能提升运营本钱，但同时也可以提高平台的稳健性。同时，在政府背书的许可规范下，将来澳大利亚投资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获得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的交易平台和推广托管商进行买卖，由于这类机构受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监管，从而具备更高的可信度和安全性。而未能获得牌照的公司将被视作地下或境外平台，业务拓展将日益困难——不只顾客信心不足，银行等传统金融服务提供商也会愈加小心地考虑与之合作所面临合规风险。因此，新政将推进行业优胜劣汰：合规经营者有望壮大市场份额，不合规者将越来越被淘汰或转入灰色地带。

就中长期影响而言，澳大利亚的加密货币行业将获得更多规范进步与国际合作的机会。从长远看，纳入政府监管能够帮助数字资产行业规范化、规模化进步。一方面，投资者保护加大后，用户信赖度将提升，更多主流机构和个人可能放心参与加密投资，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其次，持牌经营可以帮助加密企业打通与传统金融的接口——比如，更容易获得银行服务、保险支持，乃至合法广告推广等过去受限的资源。而这类影响能够帮助改变加密产业生态的可持续性。除此之外，明确的监管环境也可以吸引国际合规资本和企业进驻澳大利亚。对于一些寻求全球扩张的加密公司来讲，澳大利亚的新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准入路径，即申请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并在澳拓展业务。与监管不确定的司法管辖区相比，澳大利亚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投资者市场会有更强的吸引力。因此，新法案若最后获得通过，将很大帮助澳大利亚成为亚太区域数字资产业务的枢纽之一。

就对买家和投资者的影响而言，法案颁布也可以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资金安全性提升——新法案需要平台详尽披露资产推广托管方法并加大内部风控，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也会对有关平台进行监察。此种规制可以减少用户因平台作恶或破产而蒙受损失的概率。同时，因为持证平台需要按期向监管机构报告运营情况，部分信息也会公开，加密货币市场可以因此进一步向透明化的方向进步，从而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好地比较不同平台的靠谱度和服务水平。总之，监管为买家与投资者撑起了保护伞，长期来看能够帮助培养一个愈加成熟、理性的投资群体。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法案颁布的所有影响都是正面的，挑战也同时存在。比如，合规本钱上升后，平台可能通过提现手续费上涨、质押收益率下调等方法将部分本钱转嫁给用户，从而在一定量上减少用户参与热情。同时，革新速度可能放缓：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新品新服务的试验本钱较低，而纳入监管后，每推出一项新功能都需考虑合规性，从而可能延缓行业的革新迭代。不过，这种“减速”换来的总是是“行稳致远”，即牺牲一些野蛮成长期的激进增长，换取行业行稳至成熟阶段的健康进步。

5. 澳大利亚加密监管的将来走向

展望将来，本文觉得，澳大利亚的数字货币监管将继续沿着规范化、精细化和国际合作的方向进步。

规范化意味着监管框架将不断健全并上升为法律正常状态。此次数字资产法案通过后，大家预计将来大概进一步健全有关配套的监管引导和二级法规，包含对数字资产平台的资本金和储备需要（防范挤兑风险）、对推广托管资产的独立第三方审计规定、对平台运营者的信息披露格式标准等。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可能进一步评估现行其他法律是不是需要修订以配合。比如，澳大利亚《破产法》是不是要增设条约，明确加密交易平台破产时顾客数字资产的优先权归属；又如，澳大利亚《证券法》《税法》中涉及数字资产的术语概念是不是需要与新法案统一等。伴随时间推进，加密货币可能被越来越纳入每个有关法律范围（如遗产继承、反欺诈、会计准则等）的规范范畴，从而真正融入经济体系。

精细化则体目前监管会依据行业演变不断调整方案。在初步打造起牌照监管后，将来两三年内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和澳大利亚财政部或许会进一步监控行业风险，针对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响应。比如，稳定币监管可能提上日程。再如，针对DeFi的监管手段或许会被进一步加大。除此之外，在NFT和元宇宙资产范围，若其出现金融化功能（如NFT碎片化买卖、NFT质押借贷），则其监管也会被进一步纳入讨论范围。大体上看，监管者会在实践中持续进行“代币地图”研究，厘清什么新业务需要纳管、需要什么样的监管沙盒或引导来先行试验。这种精细化管理将使监管既不落后于市场太多，又防止一刀切妨碍革新。

在国际合作方面，澳大利亚或许会加大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协调。加密货币本质是外贸的，一个国家的监管手段常常需要别国配合才能奏效。比如执法合作：假如未持牌境外交易平台向澳大利亚用户提供服务，将来两三年内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可能需要和该交易平台所在国监管机构协作，一同采取行动。现在，澳大利亚已经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国际证券管理组织（IOSCO）等成员，这类机构均在推进全球加密监管标准。同时，澳监管政策的演进也会参照其他国际实践：比如欧盟《加密货币市场法规（MiCA）》的经验、新加坡变更许可条件的成效、美国对于去中心化协议的态度，都可能为澳大利亚所借鉴。可以预见，在不远的以后，各主要经济体的加密监管将渐渐趋同，达成一定量的规则互认或监管沙箱互通。

最后，从宏观角度看，伴随这一系列监管举措落地，澳大利亚在数字经济转型中将获得更大主动权。区块链和数字资产被该国政府视为将来金融的要紧组成部分，健全监管是为其正名和赋能。可以预见，当监管框架成熟后，加密货币有望与传统金筹资产达成更顺畅的融合——比如证券型代币发行（STO）、资产代币化交易网站在合规环境下运营，传统基金可以合法投资数字资产，银行可以安全拓展数字资产推广托管业务等等。这类现在看上去“传统金融触碰加密”的禁区，将来都大概被打开，从而释放出更大的市场潜力。

6. 结论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加密货币税制与监管最近的动态显示出规范化、积极化的显著趋势。从税务上保持既有框架、强调原则适用，到监管上颁布首部专门法案、填补规范空白，种种迹象显示，澳大利亚正全力追赶全球加密监管的节奏。在新的监管年代里，从业者将面对更高的合规需要和责任，投资者将获得更强的保护和信心，市场运行将愈加透明有序。挑战与机会并存之下，澳大利亚加密产业的参与各方需要准时调整方案：企业应当拥抱监管，健全内部治理，以获得合法地位；投资者也应加大风险意识，选择合规途径参与市场。将来数年，大家将持续见证澳大利亚加密税制与监管的演进，其经验教训也将为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的参考范式。